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

科學家如何發揮專業，影響政策制定？   原載於新公民議會

科學家能如何影響政治制定（policymaking）？這邊講的影響政治，並非替候選人站台助選、背書政見等方面，而是發揮專業上的影響力，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，例如交通專家對捷運規劃、公衛專家替防疫提供建議。 

科學家要影響政策，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自己當官，不過一來，這樣的機會很少，二來，必需放棄研究事業；因此，提供專業建議，才是大多數科學家的可行作法。

《Science》網站 2017 年 2 月 7 日的新聞《Do’s and don’ts for scientists who want to shape policy （想影響政策的科學家，該做與不該做什麼）》，特別介紹了英國史特靈大學（University of Stirling） ，政治學科學家 Paul Cairney 的見解。Cairney 博士論點的應用對象當然是歐美國家，不過對台灣應當也有參考價值。

「依照實證研究製定政策（evidence based policy making）」，這話講得漂亮，科學家聽了開心，卻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口號，而非現實政治的運作狀況。科學家若真的想為社會盡一番心力，絕不能誤信這類口號，而要腳踏實地，了解政策制定的過程，親身參與，還要充滿耐心，方有機會見效。

不論民選結果為何（例如由看似對科學界不友善的川普當選美國總統），政府政策的發展，仍多半是由政府單位中，有經驗的專家制定，科學家能較為自在地與這些人討論；而在某些議題，例如高速公路安全性、藥物風險，通常仍以科學思考為主，較不受其他因素左右。

證據本身不會說話，如果科學家不主動提及，別假設任何人會在意你發現的證據。通常狀況是，政策制定者淹沒在大筆資料中，不知何者重要，該如何決定；此時正是科學家貢獻專業判斷、指點迷津的大好時機。

當研究發表時，機會未必已經到來。科學家若是想讓自己的研究，對政策發揮影響，必需要持之以恆，尋求正確的時機。什麼是正確的時機？比方說，假如有人發現某個醫學上的致命錯誤，那麼就該準備好，在這個錯誤造成引發關注的災難時，能夠及時向大眾展示你的研究成果，如此便能達到較好的效果。

勤做功課，了解政策制定的過程，有哪些重要的人物參與。還是局外人時，要了解誰是已經參與、受到政策制定者信賴的局內人，請教他們以了解內情，如果他們的建議不總是有效，也不要失望，再問就是了。 

有些領域容易被情緒牽著走，科學家要達到目標，必需慎選戰法。例如涉及的是幹細胞、基改作物，這類專門起爭議的領域，便需要某些獨特的溝通技術，像是呈現資訊時，採用具有說服力、易於理解的修辭和影像，也要了解受眾既有的考量、價值觀，與既定的偏見，否則，愈戰鬥只會將受眾推得愈遠。 

最後，科學家若希望用實證研究影響政策，造成實質影響，要有耐心，很多很多的耐心！從過往的案例來看，即使是證據很強，因果關係相當明確的狀況（例如吸菸與癌症），尚且仍需幾十年，才能見到政策改變的效果。Cairney 博士認為，深刻的改變需歷時 20 到 30 年之久，能認知到這點，對改變的緩慢步調，就不會那麼容易失望了。 

儘管 Cairney 博士的舉例皆為外國的狀況，不過提到的許多原則，也能適用於台灣，有心此道的專家，不妨參考參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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